梅葆玥：我的老师王少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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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少楼先生(1909年-1966年)，生于梨园世家，祖父是一名旦角演员，父亲王毓楼是北京城有名的大武生。姑妈王明华是我父亲梅兰芳的原配夫人，所以从这层关系上来说，我应该叫他大哥。王先生从很小就在他父亲的督促和指导下练功，由于王毓楼的严格要求，再加上王先生本人的天赋与努力，所以他的幼功基础极好。
后来，王毓楼又请老师专门到家里来教，如：陈少武教他武戏，名琴师陈鸿寿教他唱老生戏，因为陈鸿寿对余叔岩的唱法很有研究，所以他为王先生打下了一个很扎实的余派底子。
1923年左右，王先生开始搭“斌庆社”在三庆园、广德楼唱戏，当时在一起的合作者还有：魏莲芳、刘宗扬、李万春、盖春来等人，王先生当时虽然很年轻才十几岁，但戏缘很好，台上很见光彩，观众反映也很强烈，可以说是生行中的佼佼者。
王少楼之《珠帘寨》
与此同时，余叔岩正在搭王毓楼和姚佩兰组织的“喜群社”同我父亲合作。王毓楼便抓这一上好时机，请余叔岩为自己的儿子说戏并收下这个徒弟。余叔岩原先也看过王先生的戏，认为他嗓子、扮相、身段都不错，是个角坯子，也很喜欢他，所以未加思索地就答应了。但有一样，不能算徒弟，就算是个干儿子吧！
打这以后，王先生便边学边演，收获不小。如白天有戏，他就晚上到椿树头条余府去请教；如有夜戏，他就一大早儿来到芦草园梅宅看余、梅排戏，边看边记，不懂的地方就利用休息的时间问，抓一点滴的学习机会。余叔岩看他非常好学，而且也很踏实，不像有些梨园子弟那样刚学点皮毛就不愿再学了，不求甚解，所以也就拿掏心窝的玩意儿教他，如同对待亲儿子一般，或许这也是余叔岩对无嗣的一种精神寄托吧。
王少楼便装照片
王先生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，跟他平时大量地观摩师长及同行的演出也是分不开的。他看戏向来是不受行当的限制，有戏必看，看后必想，对本行的戏更是如此。
有人说：“王少楼没嗓子！”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极不公平的，当然这其中决不含有我替老师说话的成分。关于王先生嗓润丧失一事，翁偶虹先生曾这样说过：“少楼嗓音失润是在1943年，那年他到上海天蟾舞台挑班演出，场场‘关铁门’(客满之意)，只是因为没有打点好上海滩的地头蛇，便对他下了毒手。一天，演出《法门寺》，他刚唱第一句[导板]，正要翻高唱的时候，突然，一个大汉从舞台顶上砸了下来。所幸，他躲闪及时，没有伤及他的身体，但惊吓之后，竟然一字不出了，一个很有前途的艺术家就这样让流氓地痞给毁掉了!”
除了以上翁先生谈到的，我还听说过另一种说法，那就是：由于王先生年轻时频繁地演出和大量地灌制唱片造成嗓音的失润。的确，王先生生前灌制了不少余派戏的唱片资料，也是余门弟子中灌唱片最多的一位。从20年代中期至解放前，他分别在高亭、蓓开、百代、长城、胜利、大中华等六家公司共灌制了37张唱片，包括:《四郎探母》、《武家坡》、《南天门》、《二进宫》、《捉放曹》、《草船借箭》、《戏凤》、《连营寨》、《空城计》、《打棍出箱》、《宝莲灯》、《长坂坡》、《秋胡戏妻》、《打渔杀家》、《宫门带》、《甘露寺》、《乌盆记》、《汾河湾》、《教子》、《取荥阳》、《盗魂铃》、《洪羊洞》、《法门寺》、《战太平》、《法场换子》25出戏。其唱法完全宗法“余派”，为余叔若的“十八张半”唱片，做了必要的有益的补充。
王少楼、马富禄之《问樵闹府》
1952年3月，我们全家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，由上海迁回北京。此时，我已从上海震旦大学教育系毕业，被安排在中国戏校(即今天的中国戏曲学院)教授语文课，但我心里仍想回到舞台上去演戏。在上海，我曾向陈秀华、李桂芬(美籍影星卢燕之母)等老师学过几年戏，已有些基本功了，如要舍弃，未免有些太可惜了。最后，在我的再三恳求下，父亲终于答应让我边上班、边学戏，但前提是副业不能耽误主业。
父亲这道关是过了，但由谁来教呢？又成了个大难题。我父亲的琴师、也是他的姨父徐兰沅先生建议：“我的女婿王少楼现正在北京戏校教课，是叔岩的学生，戏路也很规矩，而且你们又是亲戚，由他来教葆玥是最合适不过了！”就这样，我便成了王先生的弟子。
往往是我白天上完课，晚上到王先生那儿学戏，直坚持到“文革”开始。王先生不但教戏，而且还管排戏，像我和葆玖弟合演的很多戏，如《朱痕记》、《二堂舍子》、《探母》、《龙凤呈祥》、《红鬃烈马》以及以生角为主的《乌盆记》、《捉放曹》、《上天台》等戏都是由王先生帮助排练的。至今，我还时常回忆起他老人家在护国寺旧居为我排戏的情景。
王少楼之《南阳关》
王先生在学校里对待工作更是兢兢业业，一丝不苟，就拿他教《定军山》来说吧，谁不知道这出戏他13岁时就唱红了，可每次上课前他都认真备课，在“总讲”上面画上重点和各种要求。在教大刀下场时，他还特意把教武花脸的郭静安老师请来，要同学们耍一遍大刀下场，请郭老师指导，然后请郭老师把武花脸的大刀下场教给学生，以便同学们练习。他说，这样才能牢固。在他执教的十五年中，几乎每天早上，他都要在学生起床前赶到学校。因为学生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喊嗓子，他要到学校每个角落去巡视，查看学生喊嗓子的情况，一是怕学生贪玩，二是指导学生注意喊嗓子的方法。
尤其对变声期的学生，他每隔几天就亲自听一听，提出他的意见，男生喜欢喊张嘴音；女生喜欢喊闭嘴音；有的同学哪个音好，就总喜欢喊哪个音；一般同学喊嗓子都是贪高音，这些都容易喊出毛病来。所以在他巡视的时候，无论生旦净丑，哪个同学在什么地方喊嗓子，喊嗓子的毛病是什么，他都心中有数。
冬天的早上，还是满天星斗呢，几个小花脸学生不爱喊嗓子，趁昏暗跑到排演厅后面去玩。正在他们玩儿得高兴的时候，想不到，王先生却出现在面前，他们奇怪，王先生怎么会知道他们的行踪呢？一个个都被吓坏了，忙说：“王主任(王先生当时是教务主任)我们刚玩一会儿，下次再也不敢了，我们一定好好喊嗓子。”王先生说：“你们一定以为我是教老生的，可能不重视你们，别看天还没亮，其实我每天都看着你们，正准备教你们几个老生的‘引子’和两段念白，让你们今后喊嗓子用。要知道，小花脸的嗓子也是非常重要的，吐字发音差一些，也让人家笑话……”从此，这几个小花脸喊嗓子可用功了。
“文革”开始后，王先生觉得再教《乌盆记》、《失空斩》一类的戏就不合时宜了，便给张学津打电话说：“学津，你有时间吗？我想请你抽时间教我《箭杆河边》可以吗？”学津二话没说马上赶到学校。不过，他仍然想不到，他的老师学戏时是那么谦虚，那么认真。在王先生第一次教《箭杆河边》时，他一上课就说：“今天我们不学老戏了，我特别向张学津老师学习了革命现代戏《箭杆河边》，今天我们就学‘五月榴花似火红’一段。如果我教的与张老师的有出入，一定以张老师的为准，教完这段我们再请张老师来听一听，把一下关。”
遗憾的是，他第一次教现代戏，却成了他最后一次教戏，不到一个星期，他那美好的“革命”愿望就被一张张大字报给毁灭了，只是他那谦虚好学、教学严谨的美德，使学生们至今难以忘怀，成为他留给北京戏校的一份用之不竭的遗产。
王少楼之《汾河湾》
身为教务主任的王少楼先生感人事迹还是很多的，建校之初，他以相当于200多斤小米的车马费应聘任教，不但倾囊传艺，还奉献出自己的全部私房行头，其中包括象牙牙笏、大堂鼓、髯口和服装等贵重物品，在他患高血压十分严重的时候，每天只睡两个多小时的觉，却不肯耽误学生一堂课，不知有多少次晕倒在课堂上。
直到1966年，中国最寒冷的那个冬天，他被迫害屈辱而死后，人们为他整理遗物，打开了他办公桌的抽屉，才发现医院给他开出的几十张“全休两周”，甚至“全休一月”的病假证明。尽管在那个人鬼颠倒的特殊时代，凡是看到当时这位“反动艺术权威”藏在抽屉里的病假条的所有师生，没有不掉泪的，没有不敬佩他的。至于他的学生，知道自己敬爱的王老师藏起这么多的病假条，却每天精神抖擞、不厌其烦地给自己上课，心都在颤抖，无不失声痛哭。
这时，王先生才55岁，这么年轻地就离开了舞台，离开了他的学生，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了十几年的戏曲教育战线，从王先生去世至今，我每到逢年过节都去看望师母徐夫人，或给她买些食品和日用品，或留点钱让她自用，以此来回报王先生对我的培养，告慰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。
当我们在纪念余叔岩先生的同时，也应该纪念一下这位为发扬余派艺术做了毕生贡献的老教师，是他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的余派人才，当今活跃在京剧舞台上的中坚演员张学津和李崇善，就是王先生的高徒。他是当之无愧的京剧教育家！谨以此文，纪念我的老师王少楼先生。
（本文由张焕彤整理，刘冰提供唱片目录）
（《余叔岩孟小冬暨余派艺术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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